卌年 | 李庆：当兵7个月后我再次考上大学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庆，曾用名李尚公，1966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务农，1977年高考被录取后因父亲不让读文科转而应征入伍，1978年从部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1982年大学毕业任昆明军区直属法院审判员，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法理学，1989年研究生毕业任中央军委法制局法制员，1994年主动转业在北京做执业律师，1996年创办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1999年被评为“北京十佳律师”名列榜首。
原题
记1977、1978年我的两次高考
高考之前
我1958年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因为生日在10月，所以1966年9月快满八岁时才上小学，那时“文革”正好刚开始。1976年7月高中毕业（小学是五年制），“文革”则正要结束。可以说，“文革”恰好贯穿了我小学与中学的始与终，这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
与现在较为通行的说法不尽相同，我记得“文革”期间中小学还是保持了基本的教学秩序，至少贵阳是这样。要说与后来的以高考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有什么差别，我觉得就是学工学农多，家庭作业少，校外辅导则完全没有。当然，教学进度肯定比现在差一截，学校与各科任课老师也不太在乎考试成绩，整个教学环境相当宽松。
初中毕业时的同学合影，后排正中为作者
正因为如此，在那个十年里，我没有做过家庭作业（基本没有，即便个别老师布置了，也因为太简单，课间休息时抽空一会儿就做完了），得以有大把时间打乒乓球和篮球，去郊外远足游野泳打秋风，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籍。得益于父亲先后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工作，我在高中毕业前，杂学旁搜的范围相当广泛，中外经典小说不算，连什么气象学、植物学、中医学、修辞学甚至训诂学等等，都因为好奇而曾经涉猎。
1976年高中毕业时，作为家中长子，出路只有下乡当知青。记得那一年的口号是“扎根农村”，意思是去了就不再回城。当时年幼无知，并不觉得当农民有什么不好，懵懵懂懂就去了。知青点位于贵阳郊区，离省城不到20公里，由省里的党群系统设立，30多个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分在不同的生产小队，我与另外3个男生组成了临时家庭，住进一间从堆放农具的仓库里腾出来的房子。
记得是在1976年10月6号那天夜里（这一天是我18周岁生日），一个在其他生产队插队的男知青大老远跑到我们住处，从水缸里面舀了一大木勺凉水，边喝边激动无比地悄声说“出大事了”。等他稍微平静了些，我们才问清楚所谓“大事”是北京抓了“四人帮”。这个知青热爱政治，经常偷听美国之音，估计消息就来源于此。我当时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如此兴奋？他说：“可能会恢复高考，我们有机会考大学了”。这是我今生第一次听人说“高考”这个词儿。
第一次高考
据当年日记所载，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听说恢复高考，是1977年9月4日。那天周日休息，我从乡下回贵阳，去一个高中同学家串门，他父母都是我的高中老师。当时邓小平刚在大学招生会上讲了话，老师们说起来都很兴奋，要我们认真准备。但是，好像直到10月下旬，高考的时间才确定为12月15日至17日。
面对报考文科还是理科的选择，我犹豫过。本来，我初、高中一直担任班里的化学课代表，对理科尤其是化学很感兴趣。下乡时，最初带的两本书，是《微积分》与《杜甫诗选》。可能是下乡的经历让我觉得文科比理科更重要些吧，未与父亲商量，我在乡下的知青点擅自报考了文科。
1977年夏天与知青们一起
说起下乡经历，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77年春耕动员会。在烟雾腾腾的牛圈里，生产队长说：社员同志们，今年春耕大家可得好好干啦。最早嘛，说是彭德怀搞破坏，彭德怀被打倒了。后来嘛，又说刘少奇搞破坏，刘少奇也被打倒了。再后来，又说林彪、“四人帮”搞破坏，林彪、“四人帮”也被打倒了。现在，你们再不好好干，没得说的了吧，难道敢说华主席搞破坏？
第二件事是1977年秋收时与村里长者的一番交谈。劳作空歇，我问这位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解放快30年了，村里怎么还这么穷？他掰着手指头给我讲了一组数字：1、全村现有人口300多快400人，是解放前的两倍多将近三倍；2、因为盖房子修马路建水库，耕地面积减少了近两成；3、大家出工不出力，每亩地的粮食产量只有解放前的一半多点。说完了他盯着我反问：能不穷吗？
大概就是基于一种对身边农民朴素的同情心理（读杜诗的效果之一），我稀里糊涂地报考了文科。那时，整个社会对高考的认识甚至知晓度都不高，在通过初选线拿到志愿表之前，我父亲并未怎么关心此事，大概他和我自己一样，对能否考上全无把握。
作者（中）与父母的合影
直到临考前的12月10日左右，我和知青点的考生们才被获准回贵阳家里备考。之前从拿到准考证算起的一个月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正常出工干农活，只能抽零碎时间复习。没有任何辅导材料，所谓复习也就是胡乱看书做题而已，全无头绪。
12月14日，正式考试的前一天，我和知青点的考友们搭车去看设在乌当中学的考场（知青点在这个设在市郊的行政区），当场就被吓坏了：文科考场被安排在一个巨大的礼堂，里面摆满了崭新的红漆木制长条桌椅，考生数量600多，按比例只能录取30人左右，而在那熙熙攘攘一起看考场的人群中，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貌似大有学问的老大哥老大姐则比比皆是，看着让人心惊胆颤自愧不如。
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糊里糊涂考了三天。可能是心中完全无数，考完之后，脑子里满是那些不会做或者做错了的题，整个人都陷在懊丧的情绪中。比如数学考了道三角函数题，20分，想了快一个小时也没做出来，一出考场就想起了正确答案，赶紧回去想改，结果被拒之门外。其他几科，都有类似发挥不正常犯低级错误的情况。所以，考完后赶紧回到村里猛干农活，有种恨不能借劳动疲惫忘掉考试这件事情的冲动。
过了很多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让我知道了第一次高考的成绩：平均每科65分左右，在我那个考场的文科考生中据说能够排进前20名，分数其实不算太低。大概是缺乏经验或有什么特殊考虑，1977年那次高考至今未公布成绩，只是给达到录取线的考生发了张通过初选的通知和志愿表让填写。
1978年1月17日，久盼的初选通知和志愿表终于发到了我的手上，我兴冲冲地拿回家去向父亲报喜。没想到父亲看了后板着脸很久不说话，然后站起来就出门去了，那时已时近黄昏。直到夜深了，父亲还没回来，我迷迷糊糊就睡了。
次日一早，父亲把我从梦中叫醒，拿着那张高考志愿表对我说：我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你就填武汉大学图书管理系一个志愿吧，别的都不用填了。我问为什么?他不吭声。再三问，他才很生气地说：谁让你报文科的？学文科等于搞政治，搞政治等于犯错误，懂不懂？图书管理是文科里离政治最远的，你就报这个没错！
我争辩说图书管理专业在全省只有武大一个名额，把它作为唯一志愿被录取可能性太玄了，能不能再报几个别的如文史哲？父亲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湖南人，倔强得很，脾气非常急躁，根本不容我辩解。于是争论迅速变为争吵，争吵的题目又迅速变成为什么不征求他的意见擅自报考文科？为什么连自己的父亲也不懂得尊重？
随着争吵不断升级，最终我父亲忍无可忍举起家里的拖把要打我，吓得我抱头鼠窜逃回了乡下的知青点。回去时同屋的两个哥们正在讨论应征入伍当兵的事，他们非常起劲地动员我一起报名。因为父母都是军人出身，我从小就想当兵，当时觉得马上就要20岁，以后可能再无机会，于是就随了他俩。
就这样，1978年1月21日那天，我填好入伍申请表之后，在高考志愿表上随便填报了贵州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和历史系三个志愿，心想反正不去读，权当算是有始有终做个交代吧。
当兵的计划自然得到了父亲的赞许，进程也很顺利。3月1日，我坐上了西去昆明的新兵专列，上大学的事情就这样被抛到了脑后。4月7日，我正在昆明市郊的新兵连集训，父亲来信说3月28日家里收到了贵州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说实在的，我当时难受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过去了。
从昆明去重庆上大学途径贵阳，与弟弟妹妹合影
第二次高考
得知能够参加78级高考的消息，是在1978年6月24日。当时我已从新兵连分到位于昆明关上的云南省军区独立师二团团直机炮连，连队正在离驻地不远的一条僻静马路上搞队列训练。
课间休息时，连长走过来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开口就问我：如果有机会再参加一次高考，有把握考上吗？见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连长才说：今年我们团得到了四个高考名额，三个营每个营分了一个，团部决定让你去，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可不能辜负哦。见我仍然懵懵懂懂，连长笑了，左手把一张纸（高考报名表）递给我，右手捶了我的前胸一拳，说“别发呆了，下个月20号考试，只剩二十多天了，抓紧准备去吧，从今天开始可以不出操不站哨了”。
恢复大专院校高考招生制度的头三届即77、78、79级，现役军人可以参加地方考试，但有名额及条件限制，其中的硬性限制包括服役满两年和已经入党，而这两条我都不符合。
直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五年后的1983年，我才大概知道我参加78级高考的幸运是怎么得来的。简单说，这都要归功于我在新兵连时的指导员。他的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只知道他是团组织股的干事，在新兵连是临时任职。
五年后我们再次相遇时，他因为被算命先生蛊惑谋杀了天生残疾的亲生儿子获刑八年，正在昆明军区看守所服刑，而我当时刚调到昆明军区直属军事法院任审判员，临时住在这个看守所。某天偶然邂逅，他认出了我，给我说了很多话，希望我能够认真审查他的减刑申请，同时又说我得以参加高考是他极力推荐的结果。
见我不信，他很神秘地凑近我低声问道：你是不是在新兵连时天天中午冲厕所？这句话把我问住了。在新兵连那三个来月，我确实每天都利用午休时间去冲洗公共厕所。因为有好几百号人使用，如果按规定晚上才打扫的话，整个下午都脏得要死，臭不可闻。但是，这件事我觉得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他在内。
于是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这才认真给我解释说：在新兵连时我母亲给组织来信告知我参军前的高考已被录取，怕我知道后不安心服役，请求加强对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他是看了这封信才开始关注我的，发现我冲洗厕所后一直默默观察，最后结束集训也未见我张扬出去并写入党申请，才相信我不是为了挣表现，于是对我产生好感。后来团里讨论高考名额分配的事，他介绍了我在新兵连的表现，以“不能浪费名额”为由帮我争取到了参考机会。话说到这里，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虽然连长说了可以不参加训练和站岗，但在准备考试的那20多天里，我还是照常出勤，只是利用政治学习和其它业余时间简单看了看书。原因一是手边没什么辅导材料，无从系统复习；二是担心万一没考上，怕战友们笑话。与第一次高考一样，当我7月22日走出考场时，脑子里仍是一片茫然，心中完全没有底数。不同的是，这次我对考试成绩不是很看重。可能是当兵的“瘾”还没过够吧，一考完试，我脑子里马上就被之前的一个创新设想占据，天天都在琢磨如何单兵操作100迫击炮，在紧急情况下作大概精准的射击。
78级文科高考比77级有三处改进：一是全国统一出题，二是把历史和地理分成了两科，三是先公布分数再填报志愿。8月31日，我收到了招生办寄来的分数通知、体检表和志愿表。这次考试我总分324.7，其中政治71、语文53、数学52.5、历史78.2、地理70，都与我事先的估计差不太多。当时听说，同在昆明八中考场考试的40来个部队考生中，考过本科录取线的只有3个人。
填报志愿时，我想起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也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了，我“再次”擅自选择了文科，这时我直接就将第一志愿填成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
当时的考虑，一是对法律学科非常陌生，有好奇心和新鲜感；二是这个学校在重庆，离昆明和贵阳都不远；三是在云南招生名额较多，记得是20个，录取概率高些；四是属于“绝密专业”，竞争性可能较小。在重点大学一栏中，还填报了北师大政教系及武大、中大和云大的哲学系和历史系，但这些仅为了凑数而已，我当时对第一志愿被录取好像很有信心。
果然，9月26日，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
“正好，站10-12点的哨。这是看守哨，犯人不严重，比较随便一些，可以看书写字。
“这时我心里反而很宁静。10点了，熄灯号回荡在微带寒意的黑夜里，头上电灯亮着黄色的光，身旁冲锋枪在灯下也闪着光。我又看了一遍我将去的学校来的《欢迎信》，心中愈加肃然起来。”
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78级部队同学合影，后排左2作者
1978年9月30日，也就是参军7个月后，我告别部队前往贵阳。10月6日，正好20岁生日那天，我在位于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报了到。需要补记的一个小情节是：在欢送我的班务会上，向来沉默寡言的老班长难得开口说了一句话：李庆，你一来我就晓得你呆不长。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又说了一句：他与你们不同，连行军路上都在背书。
我想，老班长的这个评价，大概也适合用在热爱自学的77、78级这两届的所有同学身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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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